戴望舒诗20首

再说杂曲歌。郭茂倩说：“杂曲者，历代有之，或心志之所存，或情思之所感，或宴游欢乐之所发，或忧愁愤怨之所兴，或叙离别悲伤之怀，或言征战行役之苦，或缘于佛老，或出自夷虏。兼收备载，故总谓之杂曲。”曲调性质、歌辞内容都比较复杂。但汉代的杂曲歌，风格内容和相和歌极其相似，很可能由于年代久远，人们不详它们属于何种曲调而被列入杂曲的，论其性质，当与相和歌属于同一系统。汉代相和和杂曲的歌辞，绝大部分来自民间，《宋书·乐志》指出：“凡乐章古辞，今之存者，并汉世街陌谣讴。”其中有少部分文人作品，也颇有民歌的风味。

“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”是汉俗曲歌辞的最大特色。具体说，它们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，把时代的真实面貌和社会动态浮雕在具有艺术生命力的歌辞中。它们又为我国古代诗歌提供了崭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法。汉乐府俗曲的艺术形式和手法，同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有很大的不同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具有更引人入胜的吸引力。以下就从这两个方面分别叙述。

1．社会生活的真实画卷

汉俗曲歌辞虽仅四十余首，但内容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，特别是下层民众的生活和情绪。在封建时代，广大民众被剥夺了掌握文字的机会，他们往往更多地凭藉口头歌唱来宣泄感情，表达爱憎。这些俗曲歌辞即使经过乐府机关的选择和文人、乐工的增删削改，但毕竟还是来自下层民众。

（1）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

两汉文坛风行的大赋，也以上层社会的生活为主要内容，但描绘的是京殿苑猎，称扬的是赫赫武功，极歌功颂德、谄谀献媚之能事；偶有微辞，也不过“劝百讽一”。在当时文坛，真正对封建统治阶级作揭露鞭挞的是汉俗曲歌辞，如《陌上桑》、《羽林郎》、《东门行》、《相逢行》等篇，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。

《陌上桑》是民歌，《羽林郎》题为辛延年作。辛延年是东汉人，身世不详，地位大约也不会很高。这是两首主题相同又都以喜剧形式出之的讽刺诗。《陌上桑》写少女罗敷春天去郊外采桑，遭到一个“使君”（汉代太守）调戏，还准备把她带走，幸亏她机智镇静，谎称其夫为侍中郎，才摆脱了“使君”的无耻纠缠。《羽林郎》写豪门家奴调笑酒家胡女：

昔有霍家奴，姓冯名子都，依倚将军势，调笑酒家胡。胡姬年十五，春日独当垆。长裾连理带，广袖合欢襦。头上蓝田玉，耳后大秦珠。两鬟何窈窕，一世良所无。一鬟五百万，两鬟千万余。不意金吾子，娉婷过我庐。银鞍何煜爚，翠盖空踟蹰。就我求清酒，丝绳提玉壶。就我求珍肴，金盘脍鲤鱼。贻我青铜镜，结我红罗裾。不惜红罗裂，何论轻贱躯！男儿爱后妇，女子重前夫。人生有新故，贵贱不相逾。多谢金吾子，私爱徒区区。

这两首歌辞，揭露了一个重大的社会矛盾：汉代上层阶级对妇女的随意掠夺凌辱。汉代贵族无不姬妾成群，掠夺霸占妇女的事例，不绝于史书。如桓帝时宦官徐璜兄子徐宣任下邳令，“先是，求汝南太守下邳李暠女不能得，及到县，遂将吏卒至暠家，戴其女归，戏射杀之”。对离职官员之女尚且如此，平民百姓不更是随其生杀淫虐了吗？上行下效，一些豪族爪牙也为非作歹，公然“妻略妇女”。这是汉代最黑暗的社会现象之一。两首诗中的“使君”和“霍家奴”，正是这类家伙的典型。一个声威赫赫的高官，一个依仗主势的奴才，其灵魂举止都是那样卑劣丑恶。可以想象，就当时生活的真实而言，在豺狼横行的时代，这两个女子定是难脱魔爪的了，但是歌辞按照人民的愿望而塑造的罗敷和胡女，不仅美丽，更不畏强暴，敢于反抗，善于反抗。“使君一何愚，使君自有妇，罗敷自有夫”，回答得多么斩钉截铁！“男儿爱后妇，女子重前夫。人生有新故，贵贱不相逾”，拒绝得又多么义正词严！诗通过情节的安排，制造了喜剧性的结局，乃是对封建阶级淫暴行为的有力挑战！

如果说《陌上桑》和《羽林郎》是寄憎恶批判之意于笑骂嘲讽之中的话，那么《平陵东》就是受害者直接的悲愤控诉了：

平陵东，松柏桐，不知何人劫义公。劫义公，在高堂下，交钱百万两走马。两走马，亦诚难，顾见追吏心中恻。心中恻，血出漉，归告我家卖黄犊。

歌辞写“盗劫人为质，令其家输财物以赎，如今绑票者所为”。然而，“盗”又是谁呢？诗中说把义公劫至高堂，勒逼财物时又能派出“追吏”，不是威权在手的人物又何能如此！所谓“不知何人”，不是已暗示得明明白白了吗？证之史传，汉代权贵“多放父兄、子弟、婚亲、宾客典据州郡，辜榷财利，侵掠百姓；百姓之冤，无所告诉”，义公正是成千上万被“辜榷财物”而“无所告诉”的人们中的一个。这种官府公开劫掠民众财物的强盗行径，反映出阶级压迫的深重程度。

带有浓重奴隶制残余的汉代社会，上层贵族的奢华挥霍令人吃惊，“妖童美女，填乎绮室，倡讴妓乐，列乎深堂”是普遍的现象。一些外戚更是合家富贵，骄奢无比，《后汉书·马防传》说马防“兄弟贵盛，婢各千人以上，又大起第观，连阁临道，弥亘街路，多聚声乐，曲度比诸郊庙”，其他外戚的情

形都相仿佛。《相逢行》就是对此类现象所作的艺术概括。歌辞中的“君家”，黄金为门，白玉为堂，“堂上置樽酒，作使邯郸倡。中庭生桂树，华灯何煌煌”！兄弟数人，个个高官显爵，“黄金络马头”，招摇过市，不可一世，而“入门时左顾，但见双鸳鸯。鸳鸯七十二，罗列自成行”，堂前伎乐杂奏，堂后姬侍成行，真是一幅贵族家庭荒淫生活的绝妙写照。另外如《鸡鸣》、《长安有狭邪行》两篇，题材与此大同小异，对封建贵族的奢华淫侈也作了真实的暴露。

（2）反映下层民众的痛苦

人民自己的生活，永远是民歌吟唱的主要内容。汉俗曲中许多歌辞，都是下层民众用自己的歌喉，倾诉身受的苦难，宣泄反抗的激愤。它形象地告诉我们，正当封建统治者“华灯何煌煌”，狂欢作乐之时，汉代广大民众如何在饥寒的煎熬中挣扎，流淌着辛酸的血泪。比如《孤儿行》和《妇病行》两首，就是由“泪痕血点，凝缀而成”。《孤儿行》叙述一个孤儿，父母死后，备受兄嫂虐待，逼他小小年龄，出门当商贩。他“南到九江，东到齐与鲁”，到处奔波，冬天回家，“不敢自言苦”。可是，还未稍事休息，苦差又来了：

大兄言办饭，大嫂言视马。上高堂，行取殿下堂，孤儿泪下如雨。使我朝行汲，暮得水来归；手为错，足下无菲。怆怆履霜，中多蒺藜。拔断蒺藜肠月中，怆欲悲。泪下渫渫，清涕累累。冬无复襦，夏无单衣。居生不乐，不如早去，下从地下黄泉。

这个孤儿，由于封建宗法制的弊害，其实已沦为兄嫂的奴仆。他的生活，乃是汉代普遍存在的奴婢生活的缩影。汉王褒《僮约》提到奴婢要打扫洗涤，织履作粗，捕鱼砍柴，买肉沽酒，舂米洗衣，“当从百役使，不得有二言”，孤儿劳务的繁重，与之相比，无不及而有过之。“不如早去，下从地下黄泉”的悲怆绝望的呼唤，正是对封建宗法制和奴婢制度的控诉。

更加凄惨的是《妇病行》里的病妇。她终年卧病在床，临死之前，还在为“两三孤子”的生活担惊受怕。诗写她叮嘱丈夫在自己死后“莫我儿饥且寒，有过慎莫笡笞”，话未出口，“不知泪下一何翩翩”，真是惨不忍睹。前人说此篇是“刺为父者不恤孤儿”，显然是对诗意的误解，诗后面的“乱辞”叙述病妇死后，孩子“抱时无衣，襦复无里”，父亲为孩子奔走觅食，“道逢亲交，泣坐不能起”，展现的分明是整个贫苦家庭为生存而挣扎的惨况。此类平凡无奇但饱浸血泪的题材，对醉心于以宫苑游猎为题材的辞赋家们来说，自然不屑一顾，但因此更显示出它们的价值。

《十五从军征》是写长期战争造成的苦难。但它没有像铙歌《战城南》那样从正面描写战争的惨酷，而是从侧面落笔，写一个侥幸得保残躯的老兵还乡后的遭遇：

十五从军征，八十始得归。道逢乡里人：“家中有阿谁？”“遥看是君家，松柏冢累累。”兔从狗窦入，雉从梁上飞。中庭生旅谷，井上生旅葵。舂谷持作饭，采葵持作羹。羹饭一时熟，不知饴阿谁。出门东向看，泪落沾我衣。

从军六十余个春秋，其间的酸幸悲苦和对亲人家园的怀念不难想象。对这个老兵说来，能够见到几个亲人，享几日天伦之乐，恐怕是最大的愿望了。然而，无情的现实粉碎了他的一切梦想，等待他的是亲人的累累荒冢，是雉飞兔走、野草丛生的废宅。可怜的老人只能遥望长天，流下无言的苦泪。诗无一奇字警句，而述事陈情，恳恻如见，真是“悲痛之极辞”，同《战城南》互为补充地反映了战争给民众带来的灾难。

但是，民众并非任人宰割的牛羊，残酷的阶级压迫，无休无止的灾难，促使他们觉醒、抗争，请看《东门行》：

出东门，不顾归。来入门，怅欲悲。盎中无斗米储，还视架上无悬衣。拔剑东门去，舍中儿母牵衣啼：“他家但愿富贵，贱妾与君共餔糜。上用仓浪天故，下当用此黄口儿。今非！”“咄！行！吾去为迟，白发时下难久居。”

诗写一个城市贫民迫于饥寒，终于铤而走险。节奏紧促的三字句，出门“不顾归”和归家“怅欲悲”的对照描述，一开头就突出了他无限悲愤的情绪。随后，盎中无米、架上无衣两句，承上启下，回答了悲愤的原因，说明拔剑出走的必然性。诗把主人公走上“违法”的道路，放在“白发时下难久居”的典型环境中，鲜明地表现出对他所持的同情态度。当然，像这样洋溢着反抗精神的作品，乐府机关是不会大量选入的。就是这一首，晋代乐府演唱时，还在“下当用此黄口儿”句下，增添入“今时清廉，难犯教言，君复自爱莫为非”数句，把迫于生活而作出的反抗，一下子变成了“清廉”时代的犯上作乱，和民歌原作者之意大相径庭。封建统治阶级删改民歌为自己服务，这便是一例。

（3）抒泄弃妇的哀怨

汉代社会，随着百家废黜、儒术独尊，确立了所谓“三纲五常”的封建伦理后，妇女所受的压迫就日益加深。一方面，“男女授受不亲”的戒律禁锢着她们；另一方面，“不顺父母去，无子去，淫去，妒去，有恶疾去，多言去，窃盗去”的所谓“七出”之类维护着封建夫权的法规，使她们常常被无情的丈夫遗弃。周寿昌《两汉书补证》说：“汉法，以无子出妻为常法，若在后世骇人听闻矣！”其他因攀附贵门、喜新厌旧等原因出妻的也屡见史书。汉乐府中的弃妇诗，是这种黑暗的社会现象在文学领域里的投影。它们多数直接采用弃妇的口吻倾诉悲哀，或感叹自己的命运犹如团扇，“常恐秋节至，凉飚夺炎热。弃捐箧笥中，恩情中道绝”（《怨歌行》）；或哀恳丈夫不要随意遗弃自己，“莫以鱼肉贱，弃捐葱与薤。

莫以麻枲贱，弃捐菅与蒯”（《塘上行》）；辞情都非常凄婉。如《白头吟》：

皑如山上雪，皎若云间月。闻君有两意，故来相决绝。今日斗酒会，明旦沟水头。躞蹀御沟上，沟水东西流。凄凄复凄凄，嫁娶不须啼。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。竹竿何嫋嫋，鱼尾何簁簁。男儿重意气，何用钱刀为！

这是一首女子给负心男子的决绝词。山上皑皑白雪，云间皎皎明月，象征着爱情应该纯洁光明，决不能蒙受玷污。所以，一旦发现情人“有二意”，便毅然前去与之决裂。本篇不像其他弃妇诗那样充满了可怜的企求和无可奈何的哀怨，而对贪爱金钱、另觅新欢的男子作了强烈的谴责，显示出女主人公不甘听凭他人主宰命运的坚强性格。“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”两句，是她发自内心的沉痛呼声，也概括了千百年来无数女子梦寐以求的愿望。

《西京杂记》说：“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，卓文君作《白头吟》以自绝。”因而此诗一度被认为是卓文君作。然而卓文君的时代并无产生此类成熟的五言诗的可能。同样，相传班婕妤作《怨歌行》，甄后作《塘上行》也不可信。但这也说明这些诗形象地概括了始受玩弄、终遭遗弃的不幸女子的命运。

汉俗曲弃妇诗多数是抒情诗，《上山采蘼芜》却是一首叙事诗。

上山采蘼芜，下山逢故夫。长跪问故夫：“新人复何如？”“新人虽言好，未若故人姝。颜色类相似，手爪不相如。”“新人从门入，故人从阁去。”“新人工织缣，故人工织素。织缣日一匹，织素五尺余。将缣来比素，新人不如故。”

诗的写法也很别致，除了开头三句外，全都是对话，通过女子同故夫的问答，“新人”和“故人”的比较，突出了弃妇的无辜。但既然“巧拙既殊，钝捷亦异”，而“爱憎取舍，一切反之”的原因究竟又是什么呢？是男子贪图容貌，喜新厌旧，抑或迫于家庭压力？诗中没有明说，给我们留下丰富的思考余地。诗中弃妇遇见故夫还要屈膝长跪，委婉陈情，也可见妇女地位的低下，礼教枷锁的沉重。汉乐府不乏熔铸精彩的对白名篇，但如这一首几乎完全靠对白来描写人物、展开情节的却并不多见。

（4）寓言诗和说理诗

俗曲歌辞中有一些寓言诗，如《乌生八九子》、《枯鱼过河泣》、《蛱蝶行》和《艳歌何尝行》等篇，都是用拟人化的手法，借禽乌之口，诉人类之情。《枯鱼过河泣》说：“枯鱼过河泣，何时悔复及。作书与鲂鱮，相教慎出入。”通过枯鱼给鲂鱮作书叮咛，揭示出人生坎坷，要谨慎处世的道理。设想奇绝，语意沉痛，发人深省。《艳歌何尝行》（一名《双白鹄》）写雌鹄（妻子）患病，不能再伴随雄鹄（丈夫）比翼双飞，雄鹄万分悲伤，“吾欲衔汝去，口噤不能开。吾欲负汝去，毛羽何摧颓”。雌鹄也哽咽吐言：“各各重自爱，远道归还难。妾当守空房，闭门下重关。若生当相见，亡者会黄泉。”这正是人间恩爱夫妻的象征，把生离死别之情描绘得栩栩如生。借禽言鸟语叙述故事，早在《诗经》中已经可以见到，如《豳风·鸱鸮》即是，两者是一脉相承的，说明即使是不同时期的民歌，其表现手法也有着血肉相关的联系。

汉俗曲说理诗不多，也殊乏佳制。内容多为宣说儒家安身立命一套，如“叔嫂不亲授，男女不并肩”之类，说教的气味极重，无疑是封建文人所作。但《长歌行·青青园中葵》可以称得上是说理诗中的精品：

青青园中葵，朝露待日晞。阳春布德泽，万物生光辉。常恐秋节至，焜黄华叶衰。百川东到海，何时复西归。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

自然界的万物，如果细细加以观察体味的话，常常可以从中悟出人生哲理。这首诗就是从植物的春荣秋凋、滔滔江水的东流不复回，联想起人生盛年难得，光阴一去不返，而得到应该“早崇树事业，无贻后时之叹”的启发。情调奋发昂扬；而“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”，更是千古常新的名句。

汉俗曲歌辞丰富的内容，并非上述四类所能完全概括。如《长歌行·岧岧山上亭》、《悲歌行》、《高田种小麦》、《古歌》等反映了社会动荡时期人民的颠沛流离。从汉俗曲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封建社会世态人情的淡薄。不少歌辞写到一些出门的游子，因无法找到在家庭里所能感到的温暖，因而经常流露出悲怆的情绪。像《步出夏门行》，想象丰富，词句古朴天真，颇具民间文学的特色：

邪径过空庐，好人常独居。卒得神仙道，上与天相扶。过谒王父母，乃在太山隅。离天四五里，道逢赤松俱。揽辔为我御，将吾上天游。天上何所有，历历种白榆。桂树夹道生，青龙对伏趺。

陈祚明说：“与天相扶，语奇。东父、西母，乃在太山，荒唐可笑。天何可里计，乃言四五里，见极近。最荒唐语写若最真确，故佳。”这意见很对。这种天真有趣的笔调，对后来李白的乐府诗起着一定的影响。

当然，与精华并存，汉俗曲歌辞也有一些糟粕。有些歌辞曾遭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删饰，如前面提到的《东门行》。又如《乌生八九子》，明明倾吐的是受害者的怨愤，但结尾处却说“我人民生各有寿命，死生何须复道前后”，与全诗极不协调，这恐怕也是经过篡改的。再如《西门行》、《驱车上东门行》、《怨诗行》，主题都是怨叹人生无常，鼓吹“游乐当及时”、“游心恣所欲”，宣泄封建统治阶级颓废没落的情绪。还有一些写追求神仙长生，迎合封建帝王企求成仙不死的愿望，如《董逃行》、《王子乔》等。这些诗篇，大约也都出自封建文人之手，毫无可取之处。

2．崭新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形式

汉俗曲丰富的思想内容，是通过优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。它在多方面地反映汉代社会面貌的同时，还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。它的杰出的艺术成就，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。

第一、精彩的叙事手法

汉俗曲叙事诗很发达。一般说来，我国古代叙事诗比较落后，《诗经·国风》几乎全是抒情诗，仅在《大雅》中有几篇记录周朝祖先业绩的小型史诗；《楚辞》也是抒情之作。而汉俗曲却以叙事诗为主，这也是汉乐府的精萃所在。它的叙事手法，也同《诗经·大雅》迥然不同，面目全新。

（1）剪裁精当　汉俗曲叙事诗的篇幅都比较短小，除《孔雀东南飞》外，最长的《陌上桑》不过五十三句，二百六十五字。与此相适应，它们对有关事件并不作有头有尾的叙述，而是恰当地截取生活的某个侧面，集中描绘。如写孤儿仅取其遭受奴役的场面，写病妇只述其临终时的情景，《东门行》横截的是拔剑走险的高潮，《羽林郎》集中写家奴调戏和胡女抗暴的冲突。这些虽都只是一个个生活的横剖面，但因剪裁得当，有高度的概括力和典型性，因而能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，留下异常深刻的印象。

（2）对话传神　巧妙地运用对话刻画人物，展开矛盾，构成波澜，是汉俗曲叙事诗的又一重要特色。在诗歌中运用第三者的口吻叙述故事，固然有利于具体的描绘，但也容易流于平板枯燥。俗曲叙事诗擅长通过人物本身的语言，来展示他们的内心活动和精神世界。如《妇病行》中病妇的惨淡心理，就是通过她的临终嘱托映衬出来的。《东门行》的主人公回答妻子劝阻的话虽十分简短（“咄！行！吾去为迟，白发时下难久居”），但一个悲愤难抑、决心不顾一切的莽撞汉子的形象却已跃然纸上。《上山采靡芜》几乎完全是靠对话来推动情节发展，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。这些对话，声情毕肖，能使人产生一种如闻其声、如见其人之感。诗歌的对话，不但要个性化，还必须符合韵律，较之小说散文更难，在汉乐府里却能运用自如，毫无生套硬凑、捉襟见肘的痕迹，确是极为难得的。

（3）叙述生动　这些叙事诗的叙述也很生动，能吸引读者，紧扣人心。为了让短小的篇幅具有更大的容量，它们常用渲染性的描绘来替代交代性的叙述，把有些平平常常的故事表现得有声有色。《孤儿行》写孤儿的种种劳役，很容易落得平淡无味，诗篇却用了富有感情色彩的第一人称，恰当地运用夸张手法加以渲染，力求在单纯中见丰富，因而写来虽似琐碎，却能抓住读者，激起读者对孤儿的同情。这种渲染，有时同铺叙手法互相交织，如《陌上桑》描写罗敷美貌一段：

行者见罗敷，下担捋髭须。少年见罗敷，脱帽着帩头。耕者忘其犁，锄者忘其锄。来归相怒怨，但坐观罗敷。

不从正面描写她的容颜，而从侧面刻画众人为她的美貌所倾倒的神态，用充满诗意的情景去突出富有诗意的形象。当然，这也不是信笔挥洒，而是在总体构思下所作出的艺术安排。

第二，质朴自然的风格

俗曲歌辞的风格并不是单一的，或清新明朗，或深情婉转，或委婉陈辞，或慷慨悲歌，但又都统一在质朴自然的总的风格特征之下。所谓质朴自然，是指这些歌辞丝毫不露斧凿的痕迹，浑然天成，如《江南可采莲》：

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。鱼戏莲叶间，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

这里没有什么新奇的构思，词藻也算不上精美，但短短六句，就描绘出鲜明的画面，创造出生动的形象。吟咏之际，一群活泼少女边采莲、边歌唱的热烈情景，仿佛已浮现在读者的眼前。汉乐府俗曲无论是叙事诗或是抒情诗，大都有类似的特点。这是因为它们多数是劳动人民歌唱自己的生活，抒发自己的感情的诗篇。劳动人民的生活本来是朴素而充实的，他们的感情又十分真挚。这些朴素的生活和真挚的感情表现在诗中，就形成了诗歌风格质朴自然的特征。一些文人模仿民歌，用民歌的手法写诗，在风格情调上也与民歌有了相通之处。

质朴自然的风格，也表现在诗歌语言上。胡应麟称赞汉俗曲“质而不俚，浅而能深，近而能远，天下至文，靡以过之”。又说，“矢口成言，绝无文饰，故浑朴真至，独擅古今”，颇能道出其特点。我们只要把它们和《郊祀歌》、《铙歌》略作比较，就可以发现两者差异之大。汉俗曲活泼通俗、明朗自然的语言，是它们至今仍有艺术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第三，崭新的艺术形式

汉乐府俗曲的形式多样，有三言、四言、五言、六言以及杂言种种。其中最常用的是杂言诗和五言诗。杂言诗句式、字数不一，有整有散，错综多变，如《平陵东》即是。这两种诗体，比起以《诗经》为代表的四言诗体有明显的进步。汉代文人的诗歌创作，多数用四言体和楚辞体，但由于时代的发展，这两种诗体实际上已趋于僵化，创作一种新诗体已成为诗歌发展的当务之急。汉乐府俗曲开创杂言和五言体，特别是五言体，对古代诗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。一般说来，前期俗曲多用杂言，打破传统的四言诗的整齐形式，由整趋散；后期的多用五言，由散趋整，显示出诗体的发展。汉乐府在思想艺术上的杰出成就，同它的富有表现力的艺术形式是分不开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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